——访天水籍青年旧体诗诗人马飞骧
●记者胡晓宜
马飞骧,字天骐,别署川上居士、白云居士、一卷风云等。甘肃天水人。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。现居北京。
1992年起在《散文》、《边疆文学》、《杂文》等刊物发表散文、杂文数十万字;曾为两家都市报新闻时评专栏作者。1995年起创作诗词,被《甘肃诗词》、《华夏吟友》、《五十年寰球汉诗精华》等诸多刊物、专集刊载、收录,并多次在全国大赛中获奖。2000年被《甘肃诗词》“新秀撷英”专题推介;2008年应邀出席中华诗词(青年)高峰会。2010年旧体诗文集《川上看云集》由三秦出版社出版,被誉为“新世纪旧体诗坛的一大收获”。
马飞骧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儒、释、道经典,在生活与工作中参悟、体证,对儒家之正大,道家之幽玄,佛家之精微均有心得;近年来应邀为东南沿海诸多企业讲授工作与生活的修身之道,广受好评。有散文集《风中的影子》、散文诗集《思念草原》、杂文集《猪的堕落》待梓。
记者:在时下浮躁的人文环境下你能坚持写诗,精神支柱是什么?
马飞骧:写诗不需要选择时代,你没有办法选择,只能选择写或不写。没有一个时代是专为诗人而设的,但任何一个时代又都有诗。
写诗不一定是时代的需要,但绝对是个人的需要,是作者心灵的需要。一个人在时风下选择做什么,最根本的动因是发自内心的喜好或需要,如消遣的需要,成功的需要等。一个人能坚持做一件事,主要是因为内心持久的对某事的喜欢或需要。一个人专注于某件事,时代环境对他的成功有很大影响,但并不能左右他的选择。
不论哪个时代,写作者都要思考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命运问题,思考支撑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真正精神是什么。写诗是一种思考方式,一种对自我与社会存在意义的思考方式。因为这样,写诗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存在方式。
记者:你的诗歌中处处用典,可见古文功底,请谈谈你学习古文的方法。
马飞骧:写古诗难免用典。旧体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简练,用典可以起到拓宽词境的作用。但典用多了就会影响诗的流畅与清新。所以我在用典时会有意识考虑,尽量不要影响诗的流畅性。
学古文和学其他东西一样,方法很多,但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我学习古文主要是研习儒释道经典。对经典之中的经典,数年来不间断钻研。一是背诵,二是旁通,三是参悟。以背诵的方式养自己的高古之气;以旁通的方式扫除文字障碍,打通古今通道;以参悟的方式契入先贤的内心,体悟他们的神韵。除经典外,广泛浏览,选取后世一些与自己志趣相合的代表作家的作品研读。当然,创作诗词,少不了对诗词格律、词谱的钻研,对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及历代名家名作的背诵,以及对自己喜欢诗人作品的摹仿与深参。
记者:人贵在精神,贵在认真,贵在一以贯之的真实人性,从你的诗里能让人感觉到,你怎么看?
马飞骧: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两种生命:一种是创作者赋予的,另一种是欣赏者赋予的。这两种生命不可能重合。对于创作者而言,诗不论抒情或言志,必有所寄托。这种寄托或许指向单一,或许指向复杂;但创作者通过这种方式,消解了内心郁积,或者加深了这种郁积。对于欣赏者而言,因为语言文字意象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,加上自我情志、人生阅历、知识积累的渗透,欣赏者于是完成了对诗的二次创作,为一首诗赋予了另一种生命。正如父母眼中的孩子,不同于世人眼中的孩子,社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。诗人所做的是自我意识的尽情宣泄,欣赏者看到的却是一大堆的社会功用。诗始于个人情志,终于社会功用。
记者:你的诗有浓厚的老庄哲学和禅味,这被大众认为是消极的,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
马飞骧:消极或积极本身不是一个问题,是人们把它当成了问题。没有消极,就没有积极。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。细究起来,消极和积极,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指向,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。今天认为消极的,明天有可能变成积极,反之亦然。消极与积极,不是恒定不变的,可人们把它当成了永恒。认为积极的永远是好的,消极的永远是坏的。这是问题的关键。
老庄哲学和禅味消极与否,是个不需争论的问题。认为消极是你的事,认为积极也是你的事。老庄哲学和禅味并没有消极与积极过。你赞美光明,可以找到一万条理由,赞美黑暗,也可以找到一万条理由。问题在于,赞美与否,都是你的事,光明依然光明,黑暗依然黑暗,它就是那样。我要说的是,要了解盐是咸的,请不要听别人如何说,关键是你要亲自品尝。只有用心契入,你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。对我而言,有没有老庄哲学和禅味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要表达自己眼所见,耳所闻,心所思。通过诗的啸歌,获得心灵的优游,体悟生命的乐趣。
记者:对于“好诗已被做完”和“旧体诗束缚思想”,你有何看法?
马飞骧:经过数千年发展,诗词形成了一套精细完整的表达系统,但诗词的语言结构,确实为现代人诗境的拓展造成了障碍,而且因为一代代人的努力,今人要超越前修,必然要结合时代独辟蹊径,进行思想和技艺的双重锤炼,付出更加巨大的努力。但这并不意味着“好诗已被做完”,“旧体诗束缚思想”。其实这种心理不仅当代人有,古人也有。只要是艺术就有束缚,不独诗词为然。每一代人都想超越前人,杰作高耸入云地摆在那儿,要超越并非易事。不过,诗词总在不断变化中,各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趣好与风致,而且各代不乏大家的出现。艺术的通则是悟性+功力,只要有良好的天赋,加以严格训练和学习,突破技术关与思想关,就能有所成就。而所谓的“好诗”,不外乎那些深刻表达个人内心与时代特征,具有普遍人性,能引起广泛共鸣的诗。这样的诗,从春秋战国、秦汉魏晋、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以来一直都有。
记者:著名诗人袁第锐、霍松林对你的诗都有极高评价,有人认为你的《川上看云集》是新世纪旧体诗坛的一大收获。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诗?
马飞骧:在我学习旧体诗创作和个人成长过程中,有很多师长、朋友给了我极大帮助和鼓励。我最早受教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老师王传明先生,是他带我入门。兰大的老师对我影响大的还有张文轩、林家英、赵小刚、秦理斌先生;天水籍的前辈有霍松林、刘肯嘉(已逝)等先生;国内著名诗人、学者有兰州的袁第锐(已逝)和尹占华先生,湖南的王巨农(已逝)和陶先淮先生、天津的曹长河先生等。前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原甘肃诗词学会会长袁第锐先生、原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文轩先生。同辈或长我十岁之内的师友中,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同乡师友罗怀玉先生。从中学一直到现在,罗老师对培养我对儒释道传统文化及文学、武学、书法等的兴趣给予了极大鼓励。此外,《川上看云集》中加注的朋友,都是我诗词创作的助推器,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当然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读古人诗,在阅读中,透过历史的烟云,感受古代诗人的音容笑貌、精神风采,他们一直都是陪伴并鞭策我的精神导师。在历史的长河里,一个人创作上有所成就,是可喜的事,没有成就,也没必要丧气。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收获,结果大可不必在意。对我而言,只有尽心力而为之,至于别人的评价,就更不必在意了。
记者:对于青年同好者你想说什么?
马飞骧:象唐诗宋词一样辉煌的诗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,如果有志于旧体诗创作,“游”的态度或许最为可取。孔子说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要为诗而不为于诗。既置身其中,又超然其外。如果不置身其中,就不能弄明白其中三昧,领悟它的精髓和妙处;如果不超然其外,就会被它所拘束限制,失去为艺的乐趣。
诗词不可能再受到古代一样的尊崇,尽管如此,她仍有着恒久的生命力,如果汉字不亡,喜欢创作或者阅读旧体诗词的大有人在。此外,目前创作旧体诗词的绝对人数不少,和书法等其它艺术的情形一样,鱼龙混杂,水平千差万别,抱各种目的都有。我的态度是,游于诗而志于道,将创作诗词当作提升自我人生修养的一种方式或手段,通过创作体悟生命的真谛,在实践中,只顾耕耘,不问收获,更不计毁誉,如此才能达到诗艺人生的妙境。
